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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史大師蒙文通的學術生涯

發布時間:2019-11-30 10:45:36 來源:團結報

  蒙文通(1894-1968年),我國著名的史學家,上古史專家,同時在中國思想史研究上也有專長,師承歐陽竟無,在佛學上也有精深的見地。

  蒙文通五歲入私塾,1906年又隨其伯父入四川高等學堂分設中學,五年后被選入當時國學最高學府四川存古學堂。

  四川存古學堂是趙啟霖仿張之洞在湖北創辦國家機構而設,對人選學生要求極高,大多要求為舉人,貢生及新式學堂中頂尖人才,而其旨在“保存國學,尊重蜀賢”。蒙文通進入學堂后,仍“兩耳不聞天下事,一心只讀經史書”,時刻鉆研于國學之中,且不拘于大師們平時所言,課余自行購置大量書籍,廣涉經、史、子、集,對四庫全書也開始涉及,早年廣博的知識使蒙文通在后來治經、史、佛中都能顯示出深厚的根基。

  1918年蒙文通從四川存古學堂畢業后,返回家鄉鹽亭以辦私塾為生,從事經史研究,長達三年之久。五四運動以后,中國掀起一場新興的文化革命。以魯迅、陳獨秀等為代表的新文化干將與吳宓、章士釗等學衡派(文學復古﹑反對新文化運動的流派)發生激烈論戰。在這場爭論中蒙文通難以取舍,便辭去重慶府聯中和重慶省立二女子師范學校的職務,“游學于吳越之間,訪學于各大經史家門下,與章太炎論古今之流變,與歐陽竟無論佛典之影響”。在長期的游學過程中,蒙文通仍難以在二者之間取舍卻悟及佛學在中國思想中的深層的潛意識影響,蒙文通便停留在歐陽竟無所辦的“支那內學院”內,潛心研究佛學,從1923年到1927年,長達四年之久。此期,蒙文通與湯用彤、能十力、呂澂等朝夕相處,互相爭論,雖各論不一,相異甚大,甚至針鋒相對者亦有之,但這對蒙文通佛學研究有極為重要的作用。

  在長期的“閑話”與“爭辯”中,蒙文通得以旁及各學派立論的根基及其論證的過程,從而使自己的體系益發精密、嚴整,以致在佛學研究上當時少有人能及。歐陽竟無由此而寄希望于蒙文通,希望他繼承衣缽專研佛學。“改好刻竣(《中庸傳》),先寄此。此惟我弟能知,個中人談其事,欲其速達也。……全恃觀行,一絲九鼎;繼續大難,德孤鄰寡,亦可悲矣!”“孔學,聊發其端,大事無量,甚望我弟繼志述事。”蒙文通離開“支那內學院”后,歐陽竟無己又常致函問訊,希望“共剪西窗燭、共作刻入談”,“奈何經年不遺我一字!”

  不負歐陽竟無重望,蒙文通在佛學研究上相繼取得重大突破。歐陽竟無看完他所撰的《中國禪學考》、《唯識新覺羅》后,大喜過望,竟又重閱一遍,時而憤筆于原稿之間,時而揮墨于稿紙之上。之后,蒙文通所撰兩篇皆被刊于院刊《內學》創刊號上,緊接于歐陽竟無的《佛法》、《心學》二文之后。

  在經史文學上,蒙文通早在四川存古學堂便顯示出深厚的根基。蒙文通于1914年所著的《孔氏古文說》,筆觸深入舊史與六經的根基,由此辨其差別進而解開以后學者在二者上爭論的癥結。蒙文通獨特的見地深得其師廖平的贊譽:“文通文如桶底脫。佩服!佩服!后來必成大家。”之后,蒙文通又相繼撰述《近二十年漢學之平議》、《經學抉源》、《天問本身》、《周秦民族史》、《中國史學史》、《考古甄微》、《儒家政治思想之發展》、《墨學之流變及其原理》等專論。

  有別于陽翰笙寫歷史劇《天國春秋》借古以諷今,蒙文通治學專務學問本身。他常筆觸探幽,從其本源尋找立論的根基進而撰述歷代的變遷過程,逐條分源各派進行深入剖析,辨其前后承接及延續,從而使不經意的思想、詞條都歸入相應的淵源。由此廖平稱其為“如桶底脫”。對于經史,蒙文通一向視之為歷史的經緯,二者與文學互相交疊共同組成歷史的洪流。他的著述論證也常以經治史,以史注經二者相互疊交,相互出入而輝映成趣。1968年蒙文通所著的《越史叢考》一書即詳細引用一百三十余種古文獻資料,有經有史,經史互證。文章從十二個角度探究越南的起源、發展、擴張、削弱的過程,論證謹嚴,資料詳實,極具說服力。80年代初期,越南當局授意其國內學者著《越南古代史》,以期為侵略我國尋找輿論借口。1984年,中華書局即將蒙文通所著《越史叢考》資料整理出版,《越南古代史》一書產生的輿論效果由此而消失。

  蒙文通所著、所講魏晉南北朝及隋唐斷代史為當時國內權威。湯用彤先生曾在1957年的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會上發言提及蒙文通的專長:“現在很多人知道蒙文通是個史學家,并且是個上古史學家,但很少有人知道蒙文通在中國思想史方面也有特長,因為研究中國思想史特別離不開經學和佛學。此外,他對唐宋思想史的發展也極有研究,特別注意了過去向未被人注意的那些思想家。”因此,當胡適不再延聘蒙文通時,錢穆曾言:“文通所任,乃魏晉南北朝及隋唐兩代之斷代史。余敢言,以余所知,果文通離職,至少三年內,當物色不到一繼任人選。”后來蒙文通離職北大,隋唐史一門先由陳寅恪先生擔任。還未教一個月,其夫人就威脅說:“若不辭職北大,即不再過問其三餐。”隋唐史只得由各學者分授,學生甚為不滿,胡適為此也大傷腦汁,卻也拉不下學者的臉面到天津去延聘蒙文通,授課一事也只好敷衍了事。

  文如其人,蒙文通生性剛直而不輕易茍同于人。他先后執教于重慶府聯中、重慶第二女子師范學校、成都大學、中央大學、河南大學、北京大學、天津第一女子師范學校、四川大學、華西大學等校。任教期間,蒙文通不僅學術迥異于人,而且脾性也有剛氣。1931年四川軍閥為節省教育經費以挪至他用,強行將成都大學。成都師范大學、公立四川大學合并為國立四川大學。蒙文通憤而辭去職務以示抗議,后執教于河南開封;在河北女子師范校期間,日偽政府多次強“邀”其撰寫類似《越史叢考》之類的政治學術文章,并以重金相誘。蒙文通雖一家七口,經濟拮據,加之抗日戰爭爆發,家計日益困頓,仍對來者嚴辭相拒。后來舉家遷往四川,執教于川大。而他對胡適的態度則近乎有幾分“牛”氣。在北大期間他竟一次也沒有前往胡適家拜訪,錢穆先生亦稱“此亦稀有之事也”。這事弄得胡適十分難堪,胡適以至置北大隋唐史無人授課一事于不顧也不再續聘蒙文通,蒙文通也處之泰然,仍我行我素,后轉至天津一女師,與徐錫予及其他人交往依然如故。

  從河北女子師范大學轉至四川大學后,蒙文通應郭有守之邀,出任四川省圖書館館長。新中國成立伊始,蒙文通又兼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員和學部委員。此期蒙文通猶喜撰述從未被人注意的思想家,辨其本源,考其流變,進而論其在歷史中的影響,同期而地域、傳說的注重較前期大為提高。在巴蜀史的研究中,蒙文通的研究也貫穿了他由經入史、經史兼治的學風。

  1968年,蒙文通撰完《越史叢考》的初稿后便與世長逝享年74歲。(朱國瓊)


[ 責任編輯:王藝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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